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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儒医之名自宋代而始。《宋会要辑稿·崇儒》：“使习儒术者通黄素，明诊疗，而施于疾病，谓之儒医。”至此，医生职业为之一变，从草泽铃医辈转到文人士大夫身上，甚至出现“非儒医不足以见重于世”(谢利恒语)的局面，这应该说是医史上一大转折。此后展现儒医辈出的昌盛局面。“昔之明医者，皆自儒而至之。”那么，儒学文人是如何走上医家之路呢，归纳起来，大致有三途。

1.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

　　自宋代名相范仲淹发出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”的感慨之后，这句话鼓舞了不知多少士大夫文人步人岐黄之路。科举不就，功名不利，转而习医者占了很大比重。清末名医何鸿舫刻有闲章“读书不官则为医”，也许其中还参杂着几分牢骚。此类儒医的代表有张元素、万全、李时诊、杨继洲、张景岳、喻昌、滑寿、汪昂、周扬俊(叶天士之师)、张璐、薛雪、徐灵胎、赵学敏、陈修园、王清任、张锡纯等。典型如余师愚少时习儒，但苦读20年仍“一名未就”，幡然悔悟道：“不为良相，则为良医!”于是放弃仕途，改攻医学，专攻瘟疫成名。

　　再有因仕途受挫，或因忤旨罢官，或因亡国不仕，从而改从医业，代表人物有朱肱、吴师机等。如宋朱肱出身世宦，历任防御推官、录事、奉仪郎等官职，后因忤旨罢官。身处逆境，他以贾谊“古之人，不在朝廷之上，必居医卜之中”自勉，隐居杭州大隐坊，潜心医学，深入研究《伤寒论》，历经20余年，几易其稿，终于撰成《类证活人书》，流传甚广。

2.因病受困，转而习医

　　说起来，由于亲人或自己因病受困，误诊误治而萌生学医的儒者大有人在，他们每个人差不多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。张仲景“感往昔之沦丧，伤夭横之莫救，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。”就是一个代表。其他还有孙思邈、许叔微(52岁后又致仕)、朱丹溪、虞抟、汪机、江灌、徐春甫、方有执、缪希雍、李中梓、程钟龄、黄元御、吴鞠通、王孟英、唐容川、恽铁樵等等。

　　典型如唐容川，少年习儒，经史书画无不精通，为诸生时已名闻三蜀，仕途有望。其父患血证多年不愈，唐容川深感“为人子不可不知医”，遂兼习医。后其父死于吐血、便血，他痛悔悟道不早，自此寝馈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，专攻血证。后其妻亦患血证，遂以所学功夫亲手为之治愈，终成儒医，并写出医史上第一部关于血证的专著《血证论》。

　　恽铁樵本来从文，文名颇盛，作《小说月报》主编时，发表了鲁迅的第一篇小说。他先后死过9个子女，“死法个个不同，……有名的中医请教过二十余人，碧眼黄发的著名西医也请教过三位”，“遇到小孩生病便心惊胆裂，手足无措”，于是“从35岁那年起，从无可奈何中，生出一个觉悟来，以为求人不如求己，发愤读医书，发下重誓，要做一个能自救兼能救人的医生，……”从此弃文从医。终成大器。

3.儒医相兼或仕医两栖

　　儒医相兼者，多因兴趣所致，习儒的同时，“寄余艺以泄神用”，兼习医道。宋代名相王安石自述：“读经而已，则不足以知经。故某自百家之书，至于《难经》、《素问》、《本草》、诸小说，无所不读；农夫女工，无所不问。”显而易见，王安石阅读内、难、本革的目的并非为了当医生，而是为了扩大知识面，为了“知经”。儒医相兼者多有气节，不愿致仕，如皇甫谧、葛洪、陶弘景、危亦林、戴天章、林佩琴等。仕医两栖，既当官又为医家者有王肯堂、何梦瑶、王焘、王冰、王履、王纶等，据传张仲景就作过长沙太守，“坐堂行医”即由他而始。王纶仕途平坦，作过多年高官，史载他“朝听民讼，暮疗民疾，历著奇验”，典型的亦官亦医型的儒医。

　　拉了上面一串串名单，无非是说儒医之多，俗谓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，我谓“天下名医儒占多”，他们构成了医史上颇为壮观的儒医群芳谱。举例来说，新安医学是医史上颇具地位的医学流派，据《新安医藉考》统计，“自宋至清近800医家中，由士、儒而习医者占70％，既使30％家传医者亦能勤学，形成‘崇儒’习俗，以儒学加强自身修养，用儒学观点研究发展医学。”“秀才学医，笼里抓鸡”，由于他们的儒学功底，取得的成就往往高于一般医家，以至于“非儒医不足以见重于世”。．身为儒医，既使布衣白丁在民众中亦有威望，一旦悬壶。只要用心，易于有成。儒医之誉，历久不衰，近世名医，有真才实学者，早年无不受儒学影响熏陶，称之为儒医，自是一种荣耀，影响较大者如范文甫、谢利恒、曹颖甫、张锡纯等辈。至于草泽游医、“各承家技，始终顺旧”之辈，纵使名噪一时，终归难成气候，名垂史册者又有几何？

　　当然还有一生致力于医学，并无旁顾者，他们多为世医家传或自学成才，但是，又有哪位离得了儒学的根底呢?明·徐春甫：“儒识礼义，医知损益。礼义之不修，昧孔孟之教；损益之不分，害生民之命。儒与医岂可轻哉，儒与医岂可轻哉。”这些医家中包括钱乙、庞安时、成无己、刘完素、张子和、李东垣、陈自明、严用和、罗天益、戴思恭、楼英、薛已、唐慎微、吴有性、柯琴、尤怡、叶天士、王维德、王旭高、费伯雄等。他们是由医而成医儒，与儒医相比，治学先后不同而已，最后，殊途同归，各位也都成为儒医了，恐怕没人不承认这一点吧。

　　儒医在历史上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?当然不容低估。中医学本来就源于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。张从正说：“医家奥旨，非儒不能明。”儒医援儒人医，以儒治医，借儒学研究医理，将仁义纳人医德，不仅发展了中医学术理论，而且提高了医家人文境界，并因此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中医药文化。

　　首先，在学术方面，对推动医学的发展，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。明·肖京谓：“非儒则医之术不明，非医则儒之道不赅。”汉至唐代的临床医学，虽有张仲景的凭脉辨证，但医生主要是以方证对应的方式诊治，孙思邈的两部《千金方》就是代表，这也阻滞了对中医最核心的学术观念一辨证论治的探讨。自朱熹主张“格物穷理”以后，儒医援儒入医，开始注重病机的探讨，各家学派竞相立说，很快迎来了医学史上十分重要的金元兴盛时期，谢利恒《中国医学源流论》就认为：“北宋以后，新说渐兴，至金元而大盛，张、刘、朱、李之各创一说，竞排古方，犹儒家之有程、朱、陆、王……”，由“渐兴”而至“大盛”，应该说儒医的参与起了决定性的作用。从此注重发挥辨证论治的精神，使医学步人健康发展的坦途。

　　其次，博施济众谓之仁。儒家以仁为核心，故心存仁义，道德为本，此乃儒医一大特点。儒医的兴盛，无疑将医家的道德水准普遍提高。朱丹溪习医前，已是“江南大儒”，他说：“士苟精一艺，以推及物之仁，虽不仕于时，犹仕也。”成名以后，谨记儒家仁义之德并身体力行之。当时远近以病来迎者无虚日，应接不暇。朱丹溪来者不拒，有招即往，即使风雪载途，“虽百里之远，弗惮也。”贫困之人求药，无不与之。在个人操守方面，“清苦修节，能为人之所不能为，而于世上所悦者，淡然无所嗜。”衣食住行与平民无二，展现了一个典型的儒医形象。

　　再有，著书立说为儒家看家工夫，儒医当仁不让，故而宋代以来，以医名世而留有著述者，十九出自儒医。毫无疑问，儒医在著书立说方面的建树尤为突出。他们以丰富的学术著作，不仅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个又一个丰碑，而且以其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。可以说，没有儒医的参与，就没有中医药文化。

　　费了这些笔墨来说儒医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诚然，在今天儒学已成为传统文化，儒医之名自然不复存在。但是儒医精神还是有继承意义的。什么是“儒医精神”呢?依笔者所见，就是有学问，有道德，肯研究这么几条，程门雪先生曾谓：“名医必然饱学，断无俭腹名医。”君不见，有些医生不读书，不研究，腹内空空，‘始终顺旧”，不过一介医匠罢了，离先贤儒医精神差远了。这些也许就是本文的意义所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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